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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铁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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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毁乡校"何以成绝响?  

2010-04-29 14:57: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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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毁乡校”何以成绝响?

                                                                                                               

 

每读《左传》中的《子产不毁乡校》,都会心有所动。故事说的是春秋时郑国有一乡校(一种民间聚会的场所),人们经常到那里聚会,纵论时政,品评官吏,郑国大夫然明唯恐祸乱国家,就向国君子产建议毁掉它。但子产却说:“他们工作之余议论一下时政的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就推行,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啊!我为什么要毁乡校呢?我听说尽量做好事以减少怨恨,没听说倚仗权势来防止怨恨。如果执政者只是一味的压制舆论,使人民的怨气不断地积累,一旦爆发,就如同洪水泛滥,无法解救。”于是,“不毁乡校”。

子产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他在当郑国国君时实行了很多改革,其中的“铸刑书”即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布出来,成为我国第一部将法公之于众的成文法。法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使所有人都能明了什么行为犯了罪,什么行为没有犯罪,什么罪该受到什么处罚,其最重要意义就在于使统治者的权力受到了一定限制,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置人,体现了一种平等的法理精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子产的“铸刑书”遭到了贵族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晋国的贵族叔向就给子产写了一封信,认为子产公布成文法,使“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1]。子产的改革开始曾受到郑人的抵制,但子产义无返顾,最后使郑国面貌大变。公元前552年,子产去世,“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2]。唐朝的大散文家韩愈更是给子产以高度评价,还专门写了一篇《子产不毁乡校颂》,从子产的“不毁乡校”联想到周朝的情况,强调周初兴盛,是因为奉养老成有德之人,听取他们的意见,而后来周厉王衰败,是派人监视有意见的人的结果。特别强调了子产“川不可防,言不可弭”的思想。周厉王的事情,《国语·周语上》有很明确的记载: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莫敢言”,最后终于败亡。

子产的故事是为国人所熟知的,古汉语课、古文选课,《子产不毁乡校》也常作名篇选讲。人们总是感叹于我国春秋时代的子产竟然有如此宽容的精神、开明的思想,这与秦以后的历史相比较,真是有天渊之别。感叹过后,也不免生出某种疑惑不解:既然我国的春秋时代曾经有过这样的精神、思想,还受到儒家的称赞,也为后世所缅怀,何以竟没有形成我们的文化传统呢?

我对《子产不毁乡校》也很感兴趣。但我认为,子产“不毁乡校”其实已经超出了时下一般人所理解的“宽容”,而是内含了对他者、异见价值的认识和肯定,跨入了认识论领域,并非简单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通常所讲的恕道、宽和、大度、有涵养之类道德风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宽容”,前提是自己高高在上,“绝对正确”,“异见”、“他者”是错误的,自己宽大为怀,不予计较,也即“大人不记小人过”,属“仁者”的胸怀,这与认识论中对“异见”、“他者”的价值肯定,是有本质区别的。“子产不毁乡校”应该说是太不寻常了。即使是唐太宗的“听言如响”、“从谏如流”也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就是“乡校”的意义。春秋时期决不像现在这样,思想有多种交流的渠道和传播机会。统治者可以通过“朝会”审时议政,也可通过书简传递思想,一般子民就很少有这种条件。郑人自发地会集于“乡校”,纵论时政、品评官吏,其实是营造了一种民间聚会和“社会舆论”,确是一种不平常之举,而子产的“不毁乡校”也就有了另一层意义:有意识地为民间保留一个进行思想交流的场所,实质也就是自觉地保障民间的“舆论阵地”。肯定他者、异见的价值,又有意识地为民间议政创造言论空间,这就与制度、体制搭上了边。我想,如果子产这种思想和实践,能获得价值上的支撑,形成一定的理论,并能在他的“铸刑鼎”上体现出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可能就非比寻常了。

子产正处于春秋后期。与他处于一个时代的孔子,曾特别感叹于那个时代的“礼坏乐崩”,“礼乐征伐”不是“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从家族宗法制发展而来的传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受到了挑战。各诸侯国为争霸天下,都在致力于自身的发展和强大。子产的改革和开明政治也正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应该说,中国历史似乎到了一个转型期,转向哪里也就有了相当的变数。如果子产的改革得到广泛认同,各国纷纷效尤,如果这种改革受到当时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士子的特殊关注,并能就此形成一定的思想或理论,我上面所说的,就不一定是“假想”了。但是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其实是微乎其微:尽管当时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危机,“礼制”受到了挑战,但“礼制”固有的思维却没有触动。诸侯争霸,争的还是“天子”席位,一旦谁当上“天子”,“礼乐征伐”无疑还是要“自天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也还是要守护的。这就是说,“礼制”作为一种结构,并没有被动摇,只是周天子的大权旁落而已。子产的“不毁乡校”一方面固然体现了子产个人非凡的认识能力、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但在另一方面,还基本属于“开明政治”,与体制的精神并无太大的不协调,因而也只能产生一定的政治时效,最后必然会落入“人亡政息”。

最耐人寻味的是孔子及其弟子对子产的态度:孔子曾指责子产的“铸刑鼎”,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3]但他对子产“不毁乡校”的行为却很称赞:“人谓子产不仁,我不信也。”[4]甚至夸奖子产有“君子之道”:“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5]子产去世,孔子还流下了眼泪,说子产“惠人也”[6],“古之遗爱也”[7]。子贡也称赞子产:“独不闻子产之相郑乎?推贤举能,抑恶扬善,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给人足,囹圄空虚。”[8]

非常清楚,孔子和子贡都没有进入子产的政治实践,从那里去把握意义,而是站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政治立场上,很轻率地把子产纳入到了“礼制”和自己“仁”的伦理学说,于无形中解构了子产“不毁乡校”的另类意义。

孔子儒家学说的最大意义是他在诸侯纷争、周天子大权旁落时,为固有的礼制创建了一个完整的学说。这个学说并不能恢复周的统治,但却为未来的“天子”提供了一个王权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即以“仁”为核心为固有的礼制提供了强有力的价值支撑。秦始皇完全不懂得这种价值支撑的意义,以为凭着“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就可以创造永久的秦王朝,结果到了“二世”就垮了。但秦始皇却使王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得到了强化。此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孔子的学说完成了体制的意识形态建设,使王权专制主义完全巩固下来。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深深领悟了孔子学说的意义,牢牢地把住了它的意识形态关,致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权专制主义体制不坠。即使不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道路以目”、“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也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9]这样,子产“不毁乡校”所蕴含的精神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绝响。

我最佩服的,就是孔子的“仁”学。它不但把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礼制”道德化,也以“仁”为核心,几乎把人类一切真善美的伦理精神都纳入“仁”的范畴,并使之成为体制的价值支撑。就拿子产的“不毁乡校”来说吧。“不毁乡校”无疑体现了子产的“宽容”,但“宽容”像孔子那样仅以“仁”、“惠”、“义”这样的伦理精神来概括,显然又不能说明它的真价值,甚至有所曲解。“宽容”首先是针对“异见”而说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的各种思想、异见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存在,一种不容抹杀的意义和价值,属于一种自然权利,所以也不存在对之“宽容”不“宽容”的问题。[10]质言之,你不可以不宽容,你没有权利没有资格不宽容,你不宽容就是你对自然生命的一种压迫,对他者存在和价值的抹杀。在子产对“不毁乡校”的论说中,就包含了这一意识。但孔子的“仁”(仁政)、“惠”、“义”却纯粹是道德精神,成了人、特别是统治者的“德行”。“宽容”也由此成了可以被夸耀的行为,成了统治者向被统治施予的“恩惠”。不用说,经孔子的诠释,子产“不毁乡校”的另类意义就完全被曲解、也被化解了。

千万不要简单地以为这是孔子的“言不及义”,其实这正是他思想的一种进路。他以“仁”为核心,把一切真善美全部囊括其中,无一不让它们成为一种“伦理”,不论主观上他怎么想,客观上都必然是抹杀了其他思想的独立意义,因而也使那思想无法成为一种独立学说的生长点。“子产不毁乡校”寓含的深刻意蕴遭遇的就是这种被孔子“仁”学吞噬的噩运。这种以“囊括百家”为手段的“思想大一统”,是让“百家”无形中“尽入吾彀中”,实在厉害得很。

儒家思想这种“兼容并包”的特点彻底模糊了国人的思想,也让国人产生了错觉。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让中国进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受冲击最厉害的与其说是王权专制主义体制,毋宁说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传统。但是中国士大夫并没有看到儒家传统与西方思想有什么大不同,甚至觉得西方思想的很多元素,早就为中国的“纲常名教”囊括净尽。这听来好像挺可笑,然而想一下也确有几分道理,比如,“民本”了,“民贵君轻”了,“与民同乐”了,“民为邦本”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了,“不患寡,患不均”了,“天下为公”了,“仁而爱人”了,“和为贵”了,“君子成人之美”了,“有教无类”了,“泛爱众”了,“和而不同”了,“人皆可以为尧舜”了,“宽”、“恕”、“惠”、“义”、“信”等道德精神了,无不可以与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多元、宽容、人道这诸多价值构成某种联系,而它们在中国竟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可见中国的人文思想不知高出西方多少。然而,这些士大夫却没有问一下,何以这样发达的早期文明竟没有被我们发展出先进的现代文明呢?这问题也许太大,一时难以说得清,但有一点我们却看得很清楚:这被囊括和统一在“仁”学和“礼制”中的早期文明,尽管看似与现代文明近在咫尺,却实在是隔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那所有的“价值”都被困守在一个道德体系中,用来支撑王权专制主义体制,不但失去了独立的价值意义,也不可能发展为独立的价值。也许正是因此吧,中国三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尽管王朝更迭、治乱相循、颠连祸结,各种以“腹诽”、“谤讪”、“邪说”、“淫词”煅造的“文字狱”接连不断,今天看却都是“冤、假、错案”而没有一桩是为反对儒家的意识形态禁锢所作的斗争。争取思想自由的问题,竟是一个空白。这既是儒家文化的真义所在,也是它最致命的地方。

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成为中国历史的绝响,实在并非偶然。

 

       (本文发表于《粤海风》2010年第二期,发表时有所删节)



[1] 《左传·昭公六年》。

[2] 《史记·郑世家》。

[3] 《左传·昭公六年》。

[4] 见刘向:《新序》,卷四,《杂事》。

[5] 《论语·公冶长》。

[6] 《论语·宪问》。

[7] 见《子产论政宽猛》,《左传·昭公二十年》。

[8] 见刘向《新序》,卷四,《杂事》。

[9] 《汉书·董仲舒传》。

[10] 法国大革命时的米拉波就曾认为不应该谈论宽容,因为“宽容”同时也意味着权威和暴政:“权威的存在就有可能侵犯思想自由,因为它在宽容某些东西的同时,又可以不宽容另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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