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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铁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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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回顾"的"回顾"  

2010-02-22 19:17: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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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回顾”的“回顾”

                                                                                                        

 

两年前,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一书。1958年“大跃进”时,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级响应“拔白旗、插红旗”的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利用暑假期间编写出一部70余万字《中国文学史》并出版。此后,1955和1956年级的几位学生又在《诗刊》杂志社的建议和组织下,编写了七章、十余万字的《新诗发展概况》,并在《诗刊》1959年6、7、10、12月号上发表了前四章(后三章未发表,仅存手稿)。应该说,《新诗发展概况》(以下简称《概况》)是对“五四”以来新诗发展概况的“回顾”,而半个世纪后的“回顾”,则是由当年参加《概况》写作的几位作者(个别人已经去世,健在者如今已是70以上年纪、在国内颇有名望的学者)对当年写作的回顾和反思。我个人是1960年才上大学、“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恰恰是那部70余万字《中国文学史》和《概况》的读者。虽然其时对他们的名字并不熟悉,但“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级”和那本红皮《中国文学史》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如今再读到那些作者的“回顾”和“反思”,一时压抑了多年的记忆竟被唤醒,实在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几位作者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当年他们几个年轻大学生之所以在没有什么研究的情况下,敢于动手写史,是“在‘大跃进’的兴头上”,“都有一种舍我其谁,志在必得的狂劲”(谢冕)[1],支配他们的信念就是“把颠倒的文学史再颠倒过来”(孙绍振、刘登翰),“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民间文学、劳动人民的文学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而封建文人,本质上是地主阶级的,他们的文学,只能是支流”或“逆流”(孙绍振、谢冕),而这个任务“不能依赖那些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专家来做,只能由我们这些敢闯、敢干、没有思想负担的年轻人来做”(谢冕)。“这种强烈的政治使命感,既是动机,也是动力,还是用来权衡一切的准则。在当时的‘科研大跃进’中,已经形成一套选择标准和研究方法,即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在哲学思想上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在阶级关系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野,而在创作方法上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就实际地成为他们整个写作“选择、肯定和批判的不二法则”(刘登翰)。因此要“政治标准第一”,“首先划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而所谓‘反革命’的范围,随着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不断扩大”(刘登翰),最终,“将新诗史清理为‘人民大众的进步诗风’的‘主流’,与‘资产阶级反动诗风’的‘逆流’的斗争这一脉络”(洪子诚),把“现代新诗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党从思想到组织上的直接领导”,作为“一条不断自觉,不断深化的红线”(孙绍振)贯彻其中。

这样,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全文约十余万字的“新诗概况”就写作出来了。今天再回头看半个世纪前写作的“新诗史”,他们差不多都“为当时的勇气吃惊和幼稚汗颜”(刘登翰)。为“观点的极‘左’”,“评骘的粗暴”,“不免有羞愧脸红的感觉”(孙玉石)。“那种描述事物、看待世界、评价诗人诗作所秉持的尺度,那种‘本质主义’的、真理在握的姿态,那种‘严于疾恶’,是非了了分明的独断”,重读时更令他们惊讶[2]。有的学者还特别反省到“写《概况》,面对的是现实,是活着的人。除了思想理论上的错误以外,还增加了一种不惜伤害历史当事人,乃至伤害自己的老师,以保护自己书写的政治‘正确’和‘安全’的卑怯心理,一种为不犯错误而附和强权政治理论的犬儒心态”(孙玉石),并认识到写史“运用一些错误的理论武器与简单性思维,轻率粗暴地进行历史的‘颠倒’,否定、挞伐。删刈,甚至对于学者和诗人们进行精神上和人格上的涂抹和蹂躏”,结果,“否定和伤害的,正是近百年来那些披荆斩棘开辟学科道路和新诗生命历史的前辈与父执们的业绩”[3]

当然,《概况》也并非全无价值,它至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文学史写作’进行历史反思的‘典型文本’”[4]。而如今的“回顾”又让读者或多或少回到了历史现场,清楚看到他们的宏大历史观,并不是通过“花大功夫读书,啃读原作,翻阅原始资料”(孙玉石),经过认真的研究获得的,而是在多年学习中被强行灌输的意识形态“成见”。有了这样一个“成见”,又秉承了“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历史使命,一切就简单明了了,于是,他们再也毋须“尽力理解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开放阅读中的感受,扩展阐释的空间”,真正发现文学史的奥秘,而是通过“自觉地压抑、涂抹、修改不符合事先确定的观念、框架的部分”的“过滤性阅读”(洪子诚),扣上那个先入的“真理”,就可以了。这也就是当时流行的所谓“以论带(代)史”、“理论先行”。这类“学术研究”的方式和方法我们这些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是再熟悉不过的。

应该说,“回顾”是必要而真诚的。我尤其欣赏这一选题的创意,它为老先生们找到了回到青春时代并进行反思的切入点。据我所知,无论是“红皮”《中国文学史》还是《概况》,都在当时中文专业的大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只因为它们是出自没毕业的大学生之手,还因为它“睥睨历史”、“前无古人”和“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气概。他们还是莘莘学子,就“一举成名天下知”,似乎走出了一条直接登上学术殿堂的捷径,也无疑起到了表率作用。当然,那时候“红皮”《中国文学史》在学界受到非议,我们也略知一二,但学界的非议对我们来说,实在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大跃进”精神,得到了政治的赞许。无奈我们生不逢时,已经落入举国的大饥馑中,肚子里空空如也,曾几何时,不但再也寻不到“1955年级”学兄们的当年豪情,对“大跃进”的看法也发生了陡转——想到这些,更使我满怀兴趣期待着当年曾震动了我们的事件的当事人的回顾和反思。那虽然不过是学界的小小个案,然凝结其中的历史内容,却未必很少。岁月悠悠,一晃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心里自然也沉积了不少往事和沉重的记忆。

       关于《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这本书,已经开过讨论会,发表了不少文章,该说的话似乎说得差不多了,我本不必再饶舌;但读到“我们的青春在扭曲的时代虽受到了扭曲又不曾虚度”(谢冕),以及“激情”、“勇气”、“使命感”、“指点江山”、“慨当以慷”这样一些年轻学人从“回顾”中获得的阅读感悟,总不免生出一些复杂的意绪,想诉之于笔墨。

       50年前那场发生于“大跃进”中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是继前一年的“反右运动”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一步剥夺,具体说就是把他们从科研事业和大学讲台驱逐出去,让群众(劳动人民)自己登上科研的殿堂和大学的讲堂。《概况》的作者在当时扮演的就是驱逐王瑶、林庚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并取而代之的“群众”角色。[5]从政治上给那些学者定性,也许这些学者还可以忍受——反正已经这样了,想逃也逃不过,但从业务上否定他们的价值,并剥夺他们教书和科研的权利,对他们的打击则是致命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文革的预演。它给那一代老学者带来的身心伤害,实在是一言难尽。据我所知,许多有名气的老教授自那以后就从讲台上消失了。如果不是此后国民经济落入“濒临崩溃”的局面,“大跃进”不得不匆匆收场,它最后发展到什么地步,是无法想像的。人们对文革“红卫兵”运动的谈论已经不少,但无论是从青年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还是从思想、精神、思维方式上看,几乎如出一辙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所谈却极少。它给中国教育、科研和整个思想文化带来的严重后果,更是很少有人深入地分析。

       《概况》作者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上大学时,还有机会“陶醉于游国恩、魏建功、王力、高名凯、吴组缃、林庚等一些名师的讲课的令人神往的‘名牌菜’”(孙玉石),但经过他们“弑父”(孙玉石语)之后,60年代入大学的学弟们就没有这种幸运了。那时,贯彻在“红皮”《中国文学史》和《概况》中的思想,已经差不多成为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营养,这又接上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文革”一代“造反者”……有人曾谈到“1980年代文学研究领域最主要和最活跃的力量”,认为由“1950年代进入大学读书并开始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一代”和“‘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之后进入大学的一代”构成[6]。我认为这大体符合事实。发人深思的是,这中间缺了60年代入大学的整整一代人。这一代人为什么没有成为80年代文学研究“最主要和最活跃力量”?其中相当一部分原因大概要从《概况》作者那代人身上来追寻——他们当时正是各大学承担教学的主要力量,正把“本质主义”的、“是非了了分明的独断”思想接力棒传递给这一代人,并让他们迅速在对“文化”的“大革命”实践中派上了用场。他们并不是最初的“造反者”——最初的“造反者”是由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承担的;但他们却是文革时对“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大批判的主要操刀手。此后,这代人在政治的风云中跌宕起伏,相当一些人则青云直上,成为宣传文革意识形态的笔杆子。文革结束,这批人大部分都进入各级党政机关中,而真正的学术也与他们彻底分手。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师承”问题。

       我这样说,并非是追究什么“历史责任”。我的意思只是在于:像“红皮”《中国文学史》和《概况》之类的写作,出现在“拔白旗、插红旗”那样一个非常时期,其政治和文化上的意义和影响,是“历史性”的,不但在中国当代学术的灾难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一环,而且在几代人的思想承传和精神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意义,也是相当耐人寻味的。老先生们当年那“指点江山”的一笔所留下的刻痕,至今我们还能抚摸得到。从这一意义来认识和把握它,可能会看到在宏大的历史运动中,个人尽管渺小,却也存在着不容回避的担当。这样,既可能给自己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反思也会更深刻些。

例如,把《概况》的写作和某种“豪情”与一年前发生的那场“反右运动”联系起来,想到就是在他们身边,有多少论才华并不亚于他们的青年才俊,因为思想而被专政的铁拳打翻在地,从此便与不幸结缘,苦海茫茫,不知所终;再想到当《概况》的作者正处在“志在必得”的“兴头儿”的时候,那些无辜的罹难者也许正苦苦地挣扎于侮辱和损害中,我们的心情可能会更沉重些。我不能说他们是“反右运动”的受益者,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反右运动”就没有他们的“指点江山”、“舍我其谁”,他们的“插红旗”是与“拔白旗”相连接的,而他们的“红皮”《文学史》、《概况》及后来的一帆风顺,也是踏着他们师长的老骨头一路前行。这是这段中国历史无法回避的残酷。如果再把这历史的因果链拉长一点,把他们在“红皮”《文学史》和《概况》中表现的“评骘的粗暴”、“真理在握的姿态”,“是非了了分明的独断”与“文革”中“红卫兵”的横暴恣肆联系起来,我们可能更会悲从中来。这就是思想的活生生历史。孙绍振先生说得对:“为什么时至今日,巴金式的、刘再复式宗教先知式的忏悔,应者寥寥,到了90年代,除了余杰那样的强迫忏悔以外,竟无任何回声。……我们批判王瑶固然是不道德。但是,恕我深入追问:王瑶先生又给我们做出了什么榜样?他不也是在批判他的师辈胡适之时,因为‘深刻’,得到最高领导的赏识,当了《文艺报》的编委吗?……我们入学之初,我们尊敬的师辈,在批判他们的老师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潮流中似乎也都遵循如此这般的道路。……当‘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被自己的学生加以人格的、肉体的‘批判’(折磨和侮辱)的时候,这是不是隐含着某种历史的辩证法的必然惩罚呢?”[7]。“文革”的浩劫原不是没有来由的,就中那一代人,或说那一代的幸运儿,到底在其中起着怎样的作用,也许不大能条分缕析,但把自己置于这因果链中,却是必要的。从王瑶那代人“批判”胡适,到《概况》的作者们再“批判”王瑶那一代,再到“文革”的“红卫兵”“批判”《概况》作者这一代,仅仅从“批判”的意义上说,也许不足为怪,更重要的还是用什么“批判”什么——无法逃脱的“历史必然”其实就隐藏在这里。

事实上,下面这样一些情况也许要更真实些。

孙绍振先生说:“1957年,我差一点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使我处在精神危机之中长达一年左右,常常不能摆脱痛不欲生的感觉,我不能不痛切地反思。我自认是热爱社会主义而且是热爱共产党的,我不能忍受自己成为人民的敌人。可是我也不能不承认,我的思想,老是和党不一致,我的艺术趣味也往往和党所提倡的方向迎头相撞。在诗歌领域,我不能接受李季、张志民,在小说家中,我根本瞧不起赵树理,私下以为,拿他和肖洛霍夫比,简直是家畜比大象。我本是以大学生的叛逆性格自豪的,但处于‘右派’边缘的恐怖日子,却使我彻底地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看来,我必须从根本上改造自己资产阶级的本质了。自己的艺术趣味之所以与劳动人民格格不入,肯定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在作怪。既然党在‘反右’运动中挽救了我,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洗心革面、彻底改造自己呢?我把重新理解评价《讲话》以后产生的新诗,作为自己思想改造,趣味改造的一种良好的机遇。”

孙玉石先生说:“我最初喜欢冰心《繁星》、《春水》的轻柔或哲思,后来迷恋于艾青的深沉和忧郁。‘反右’开始之前,《文艺报》开始批判艾青,我还偷偷给艾青写过一封信,劝他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得到谅解和‘过关’。悄悄寄到《文艺报》,请他们转交。‘反右’开始后,艾青被划成‘右派’,我很害怕这封信被转回来,因为那时候有一条杠杠是:同情‘右派’,也是被划‘右派’的一个条件。‘反右’以后的‘整肃’,1958年的‘向党交心’,《中国文学史》编写时偏狭理论的‘训导’,使我的意识深处,总是力争积极、进步,将个人的兴趣、名利思想、个人奋斗,全压抑在心底。尽管时常有所流露,但在集体书写的过程中,还是首先要调整自己,努力让自己原先的兴趣爱好、审美标准,统一到已经形成的政治理论‘规矩’上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心理背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年那些学子早在一年多前就经历了“反右运动”的心灵压迫和理智的扭曲。在“反右”前,尽管也有很多政治运动和文化大批判运动(例如,“三反”、“五反”、“肃反”、“批判胡适反动思想”和“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等),但因为他们年纪尚小,感受到的东西不多,而所受的教育还有一个不过于偏狭的自由度(例如,洪子诚先生回忆说:“到1957年‘反右’斗争之前,北大学生的社团活动很活跃,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许多讲座、演出。我经常光顾的是音乐欣赏……听到的乐曲,最多的是苏俄、东欧作曲家的,如格林卡、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普罗科菲耶夫、莫索尔斯基、鲍罗丁、斯美塔纳、德沃夏克、肖邦等,也有德奥的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当然不会有瓦格纳、理查.斯特劳斯、斯特拉文斯基、拉赫马尼诺夫……也不会有安魂曲、弥撒曲等宗教题材作品……当时在文学作品阅读上,中国和西方古典作品,也会有很多可以选择。但是1958年以后,这种选择的空间逐渐在缩减。”),因而还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心智成长历程,也保持了一个大学生正常运用理智的能力。但“反右运动”把这一切改变了。这时支配他们的当然不会是什么“豪情”,而是恐惧、迷惘、失落,以及寻求安全的犬儒主义心态,是赶紧改造自己,让自己从思想到行动都统一于意识形态规范之中,以便获得安全的“怯懦”心理。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恐惧和怯懦怎么能与“豪情”相联系?压抑、迷惘、失落和犬儒主义心态,与“舍我其谁”的英雄气又怎么搭上边?

重返《概况》写作时的历史现场,无论如何不能忽略一个构成“毛泽东时代”基本特色的东西,这就是“群众”和“群众运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毛泽东思想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还是此后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大搞群众运动”的得意之笔。“大跃进”更是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为标志而闻名于世的。“群众”和“群众运动”是“伟大领袖”思想和意志的体现者,因而也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显然,老先生们当年写《概况》时,已经作为“群众”、也就是作为“真正的英雄”出现在社会舞台上了,被置于他们对立面的就是王瑶、林庚这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那些已经成了“右派”的师长师兄师弟们。他们是怎么成为“群众”的呢?假如他们坚持他们老师王瑶、林庚的学术思想,假如他们对被打成“右派”的师长师兄师弟们表示出同情,他们还能是“群众”吗?当然不会。是他们压抑了自我,表达了“改造”的意愿,自觉地把自己整合到意识形态规范之中,他们才被伟大领袖接纳,成为“群众”的。在这里,“群众”不但是一个政治含义(以“群众”与“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相区别),也具有微妙的社会心理意义:他们成为“群众”了,就是说他们的“个体”、“自我”和“独特”消泯了。

成为“群众”使他们获得了安全感,也获得了力量感。他们不再孤独、迷惘和失落,也不再怯懦和恐惧。“群众运动”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有一息尚存的“自我”和“个体”在这个伟力面前都会渺小得不值一提。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吐一口唾沫都会把他们淹没”。它是权威和力量的象征。它甚至在人们面前形成一种鲜明的意象:红旗如海,歌声如潮,锣鼓喧天,口号声震耳欲聋,千万双手臂同时举起来,千万张嘴汇成一个声音,千万条腿迈出一个步伐,汹涌澎湃,翻江倒海,摧枯拉朽,在它面前的一切都被它席卷而去……任何“自我”和“个体”都会为它所震慑,都会在它面前感到孤独、渺小、软弱和自惭形秽,产生强烈的归属和融会其中、成为那强大力量一员的卑怯心理。一个不十分坚强和清醒的“自我”和“个体”常常由此而被瓦解、粉碎。另一方面,一当你融解其中,你又会在“群众”的力量中感受到力量,你的“小我”没了,你变成了“大我”,与无数“小我”结成了一个大概念——“群众”,老先生们的当年和当年的《概况》就是这“群众”和“群众运动”的一员,于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自豪感和英雄气油然而生……一句话,直到今天反思历史的老先生们,对自己的青春时代还存在着错觉,以为那意气风发、壮志豪情竟真的属于年轻时的自己;而他们的“错觉”又在让新一代学人沉浸在历史的假象和错觉之中。

从《概况》对诗歌历史的反思到老先生们对《概况》的反思,其间有整整半个世纪的历史跨度。一代人已垂垂老矣。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进步就是他们终于从“群众”中脱颖而出,重新获得了个体和自我。可能消尽了当年的“舍我其谁”的“英雄气”,却体现为淡泊、宁静、理性的学者。不用说,这是治学所必需的,然而,同时这也是“人”的回归。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是“群众”了,而是谢冕、孙玉石、孙绍振、洪子诚、刘登翰这些“个我”了,其中所具有的意义似乎并不是如洪子诚先生说的“成熟”不“成熟”的问题[8]

回顾《概况》的写作,其实触及到的是我们民族的一段永远不能遗忘的痛史。把“我们的青春在扭曲的时代虽受到了扭曲又不曾虚度”(谢冕)或一些“有趣”的纯粹私人性体验,调和到这痛史之中,虽然也是历史回顾者的权利,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忘记,你的回顾其实也是一种阐释,也在建构着历史,并把自己写进历史。我们不能指望从历史走过来的人,都能十分明澈,干干净净地跨出历史的羁绊,但是,就那一代人在那沉重时代所扮演的角色而言,持重、谨慎、凝重、不可或缺的承担,仍然十分必要。仅仅就他们个人来说,《概况》的写作可能奠定了各自学术生涯的起点,而他们的学术生涯,也书写了当代中国几十年的文学思想史。然而,把这样一种学术生涯和文学思想史放到中国远为久长和渺远的学术思想史中看,到底有怎样的意义,实在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本文发表于《文艺争鸣》2010年第二期)



[1] 本文所摘之引文均系谢冕、孙绍振、孙玉石、刘登翰、洪子诚发表在《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的回忆文字《〈新诗发展概况〉写作前后》。因为每人就一些共同问题分别作答,所以本文引用时分别标以名字。

[2] 洪子诚《事情的次要方面》,《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3] 孙玉石《〈概况〉的自我示众与叩问》,《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4] 孙玉石《〈概况〉的自我示众与叩问》。

[5] 关于这一点,不妨参阅一下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南方出版社,1999年)。

[6] 见冷霜《在两次重写文学史之间》,《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7] 孙绍振《道德忏悔和历史反思》,《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8] 见洪子诚《事情的次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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